有时候，几个人在一张纸上的签名，其重量竟然超过数千万人的命运。这听上去似乎荒唐，但在历史的某个时刻，它却确实发生了。在1945年初春，重庆如常泛着薄雾，江风浸润着人们的脸庞，带来丝丝寒意。长达八年的抗战中，胜利的希望如遥远的雷声，让人既能感受到，却难以确定何时会降临。那几个月，蒋介石的官邸昏黄的灯光几乎没有熄灭，内阁高层的人员满眼疲惫。某天，一封来自遥远克里米亚半岛、雅尔塔的电报孤零零地摆在桌面上。这封电报虽无硝烟，却比任何炸弹都要致命。

电报中谈到了在黑海畔的一座宫殿里，罗斯福、丘吉尔和斯大林这三位权力巅峰的人物，正讨论着中国的命运。中国这个在抵御日本百万军队上付出惨重代价的战胜国，竟连参与讨论的资格都没有。关于它的未来，被这三位首脑的谈笑间写进了秘密的《雅尔塔协定》。这一场景如同一家被强盗侵袭，拼死挣扎，等警察到来后，却与邻居协商着如何处理被打劫的财产，最终却是邻居得利，而无辜的家庭却毫不知情。

而在雅尔塔会议上，罗斯福已身患重病，焦虑亟需斯大林出兵东北以减少美军的损失；丘吉尔则较量着如何保全已经衰弱的大英帝国；斯大林如同老成而深思的猎手，看透了二人的小算计，开始报出自己的条件，而这些条件，竟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。条款一条接一条犹如利刃刺向中国的心：外蒙古维持现状，实际上就是承认其独立；大连口岸要国际化，苏联则要求特殊利益；旅顺港需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；而东三省重要的铁路则要与苏联共同管理。

电报送回重庆后，引发了外交界的震动。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，虽是海归名流，看到此等条款愤怒至极，酒杯重重摔落在地，声嘶力竭地说：“若我签字，宋子文便是历史罪人！”然而，生气并无济于事，弱国如同案板上的肉。当时，蒋介石也收到了来自美国人的“善意建议”，虽语气客气，却直指心底：没有苏联红军的支持，你如何独自面对东北的关东军？更狠的是，美国人暗示言外之意：国民党军队所用的装备大部分来自美方的援助，如不从命，援助随时有可能撤回。

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，蒋介石被迫面临选择，不签字，胜利的果实恐将无缘；签字，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割舍部分领土。他在日记中写下“事可从经，亦可从权”，这似乎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。1945年8月14日，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，王世杰成为了签字者，正式签署了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。这一笔划下，让雅尔塔协议的阴影在中国东北蔓延，随后展开了巨大的网。

此时，郝柏村正与日本军队在缅甸丛林中进行殊死搏斗。他在战友口中的《大公报》上看到条约内容，愤怒至极，愣生生一拳砸裂了行军桌。他常提起此事，心中总是火燃烧不息：“拿东三省换外蒙古，这算什么交易！”身处战场的军人，心中燃烧着被出卖的怒火。蒋介石以为做了错事，却能用主权换得苏联两个承诺：一是出兵协助打击关东军；二是不支持共产党。虽然明知吃了大亏，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，然而斯大林却没有遵守诺言。

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，之前的承诺完全泡汤，他们非但不协助国民政府接收，更像是闯入了自家仓库，将日本人遗留的工厂和设备抢掠得一干二净，价值数百亿的工业基础被迅速搬走。更为致命的是，苏联不断找借口，不让国民党军队登陆，杜聿明的精锐部队几个月内却无法入境。而与此同时，苏联悄然将缴获的关东军武器物资，整批交给了已经在东北的林彪部队。

最终，国民党军力在东北的艰难进入遭遇重重阻碍，面对的不再是控制不力的敌军，而是装备精良的狼狈对手。雅尔塔协议让东北变成了一场惨烈的战争，蒋介石的主力资源一点点被吞噬。而此时，美国却以此为借口，反而施压蒋介石，逼迫他与共产党谈判，试图组建“联合政府”。到了1947年，国军在东北的战斗愈发艰难，所有的局势都被这场协定逆转了。